在所有人焦躁不安的时候，我隔壁的却毫无动静。他不关心窗口申请人得到的结果，斯斯文文地推着眼镜，低头看书，时不时喝口茶。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又或者作为患者，这本身就与他无关。
经过几位勇士前仆后继的尝试，我们得出结论，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都被认定为神经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证明都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所有人聚集在三角区，一个短发中年男子站在中间，眼球布满血丝，声音有些沙哑：“自证没用，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做一些有意义且正常的事。”
有人提出疑问：“什么才是正常有意义的事？”
一个对社会行为颇有研究地教授提出：“我觉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行为。”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系列集体活动，早上大家准时起床，没有一个人赖床，除了那个非体验者。
起床后我们统一跑步，做运动。按时间吃早餐，礼貌对待护理人员。
每天6：00和18：00站好队喊口号：“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都是正常人！”连续喊三遍后解散。
我们练习方阵队，在一分半钟之内排出“我们是正常人”的字样。
我们每周召开自我行为反思大会，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符合“正常”标准的行为，耽误了全体人员。
坚持执行了两个月后，除了以外的全体人员签名递进窗口，依然是血红的大X。没有人说话，当大家看到那个刀疤一样的红X时，所有人地心都死了。有些人开始变得狂躁，有人搬起三角区树底下的石头往窗口里砸，有人举着手臂大叫，有人对着墙拳打脚踢甚至直接用头撞墙。
白衣服戴面具的壮汉冲进来，狂躁的人都被按住打了镇定剂拖走。
我躺在床上绝望地看着天花板，慢悠悠从窗口经过，手里捧着自己种的盆栽。我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不管有没有用，还是要试试。
晚上，我把所有人召集到三角区，当然没有来，他肯定在房间休息，或者悠闲地在哪个角落散步。我清了清嗓子：“”我们现在尝试互证，两两配对。”
底下一个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人轻蔑地说：“合同上都写了，我们被认定为神经病，自证和互证都没有用。”
旁边的人都附和：“就是，你这办法肯定没用，回去休息吧。”
我把手掌往下压，示意大家安静：“虽然合同上说互证无效，但是我们还是要试试。医院的内部卧底，与他互证就有效。还有可能我们中间有人签的协议没有这一条，只要找出这一个互证有效的人后，我们所有人都能出去。”
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各位列队：“报数。”
“1、2、3……48。”
我点点头：“包括我一共49人，一共有种可能，现在开始测试。”
整整一天一夜，我们试完了所有的组合，窗口给出的结果都是“X”。
这一群人像被抽干了灵魂的硅胶人偶，僵硬地走进房间，一言不发。
这天之后，需要打镇定剂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会有人冲到我面前大喊：“我真的没病，我是个正常人，哈哈，我是个正常人。”
5
我也逐渐陷入了绝望，不再做任何尝试，安慰自己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像隔壁的一样。
我突然想起很久没有见到了，我走到隔壁敲门，里面没有回应。我去窗口询问，飘出的纸上写着：“他出去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三角区的石头上坐了一天。中间的池子映着天上的云，哪个是天哪个又是地？
我突然想起我和仅有的一句对话，我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出去。”
而让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能出去，我们这么努力地证明都没有办法，而他，什么都没做，莫名其妙就出去了，凭什么？我想不通。
最后，想留下的人都留下了，想走的一个也走了。总归这是一个好的结局，毕竟所有人的梦想都实现了。
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出去，因为他什么都没做。
人没有必要刻意去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