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峰（章静绘）医学人类学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贯穿生、老、病、死各个生命阶段，与每个人对自我、身体、生命、社会的认知息息相关。如何让医学更具有人文的温度？生殖技术是福音还是灾难？中国会面临过度医疗化的前景吗？失智老人和精神病患者如何有助于我们设想新的关系型公民身份？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剑峰的新著《医学人类学十二论》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近日，《上海书评》专访了朱剑峰，请她谈谈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关切。
《医学人类学十二论》，朱剑峰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年11月出版，页，48.00元您说有三个命题贯穿医学人类学：检讨现代生物医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体系；反思自然和文化的界限，把“自然”去自然化；质疑身体和疾病的标准化，批判正常与不正常的分界。这三个命题也贯穿在您的《十二论》中。能先请您谈谈何谓医学人类学吗？朱剑峰：我认为这三个命题对医学人类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面对生物医学这种“去文化”的文化，医学人类学的诸多研究都旨在揭示社会结构、文化机制、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对它的建构过程。其次，在医学人类学看来，自然和文化的界限本身就是文化的，当初第一例试管婴儿所遭受的巨大阻力就是明证，看上去自然的生命现象往往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最后，由于生物医学从产生之初就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控制以正常和不正常的分类为基础，预设了放之四海皆准的身体和疾病，医学人类学者便试图还原各种医学话语的形成过程，指出医疗现象背后的文化缘由。我们知道，不同的医疗知识和实践体系，比如中西医，对身体的认知是迥然相异的，而即便在同一医疗体系内部，疾病的分类也总随着时间推移和利益纠结在调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自年问世以来，已经更新到第五版，像儿童的注意力缺陷（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简称ADHD）这样的“疾病”，在对它的命名出现之前，很多人认为就是调皮、淘气。正常与不正常之间总有模糊地带，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讨论。
何谓医学人类学？我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定义它，它的内容太丰富了，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背景、兴趣各异，有的医生发现某种习以为常的医疗干预手段在另一个地方无法推行，便意识到文化要素的重要性，投身相关研究。一些教材或导引性著作说，医学人类学是从跨文化、历史和进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疾痛的经历。如果一定要我说医学人类学是做什么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它必须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长期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在这个前提下，当然可以再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比如访谈、调查问卷；另一方面，它涉及医学疾病或健康领域问题的文化维度，所以它既不会像临床研究那样，单纯考察生物病因，寻找治疗手段，也不会像一些社会科学那样，无视生物性，只谈社会因素，或者声称病痛是建构的结果，它试图展示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强调生物和文化统一的状态。我认为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医学人类学具体的研究角度有很多，不能一言以蔽之，有的侧重全球健康，有的侧重临床照料，有的侧重医学技术，有的侧重医疗多元体系，我觉得只要你能够说出的和医学相关的话题，都会有医学人类学的著作。所以我的任务实际上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领域，给予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