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性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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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5/2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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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般人眼里,这两种病症似乎区分不大,但在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人眼里,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关乎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文丨刘水清

责任编辑丨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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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腊月初八。人说逢八是吉日,但在这天,武汉三镇却接连猝发命案——

上午,硚口区公安分局六角亭街派出所接到报案:游艺东村发现一具女孩尸体;

中午,江汉区民意街的一幢楼房里,一对母女倒在血泊之中,一死一伤;

下午,医院正紧急抢救一名服药自杀的男子。

警笛拉响,警车飞驰,祥和的江城平添了几分紧张与不安。

晚上,案情大白。两起杀人案的凶手被公安机关抓获——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服药自杀未遂的男子,名叫李学文。

而那个被杀害的女孩,是李学文同事胡荷菊年仅12岁的女儿曾雨。一死一伤的那对母女,则是李学文的妻子王幺妹和岳母朱月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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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破了,凶手抓获了,痛不欲生的被害人家属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他们等待法院尽快作出公正的判决。

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季度过去了,半年过去了……被害人家属等来了极其意外的结果:李学文竟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年7月2日,有媒体刊发一则消息——《武汉中院认真审案,防止一起重大错案》。消息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人员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认真审案,发现被告人李学文作案动机不明,无缘无故杀人,医院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认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无责任能力,从而防止了一起极有可能判处死刑的重大错案。

接到武汉市中院退案处理的通知,武汉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侦办案件的武汉市公安局办案人员,都很是疑惑:他们不知办过多少案件,见过多少形形色色的案犯,为何没有看出李学文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更加无法接受的无疑是被害人家属,他们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写下控告信,并开始上访,要求重新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另一方面,李学文单位的职工也激愤难忍:一个正常人怎么忽然变成了疯子?他们联名写信给各级领导机关,声称李学文是装疯卖傻,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且如若放纵这样的行为,单位职工及其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在省市政法机关的上访人员中,还有一些人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

这拨人就是被告人的弟妹及其亲属。他们认为:李学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精神病人,他的祖母、姑母都有精神病史,法院已经认定他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为何不撤案,为何不尽快将其送到精神病管治院进行监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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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收到中央、省市等各级领导要求查清李学文案件的批示信函后,迅速行动起来。

时任武汉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刘照明在受害人王幺妹及其家属呈递的《请求重新审理李学文故意杀人一案》的控诉信上批道:“请法制处做三件事:(1)全面了解鉴定过程;(2)全面了解被告及与被告有关联人员的情况;(3)必要时重新鉴定。”

停了一会,他接着批道:“人命关天的事,不要只作一般性了解,必须慎之又慎,坚决查个水落石出。”

随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法制、预审、刑侦等部门民警组成的“”案件复查专班。

复查专班的工作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查清李学文精神病的来龙去脉及真假问题,给是否重新司法精神病鉴定提供事实依据。

据查,在审理李案过程中,审判人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当时有人在我耳边说:‘你快要死了,快去报仇。’这个人说完后,就把我往杀人的地方拉。”临回监时,他向审判人员提出:“我有精神病,请不要把我押回监狱。”

对此,审判人员引起高度重视,随即开展调查,被告人亲属出具了大量证明李有精神病的各种材料,其中包括被害人之一王幺妹(被告人之妻)签名的一份。

慎重起见,审判医院对李学文进行鉴定。

年5月25日,一份由4名医师签名、盖有“鉴定专用章”的鉴定书为李学文作出了以下结论:“被鉴定人作案时处在癫痫性朦胧状态发作期,其作案行为与意识障碍、知觉及感知综合障碍,以及自动症行为等多种精神病理有直接因果关系,对作案行为丧失了辩认能力及控制能力。法定能力评定:无责任能力。建议:监护治疗。”据此,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认为李学文作案时,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故不承担刑事责任。年6月4日,法院作出退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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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复查专班要查清李学文到底有无精神病,必须解开这些谜团:李学文及其家族有无精神病史;受害人王幺妹为何要在证明李学文有精神病的证词上签字;李学文的精神病症状什么时候出现的;李学文某些反常表现是否属于精神病症状;李学文到底有没有作案动机;李学文作案时是否丧失了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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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专班里有两名得力干将,一个是年轻有为的法制处调研员周吉清,一个是经验丰富的预审处预审员张闻佑。这一老一少搭档干事,既热情高、干劲足又沉着稳健、拿捏有度。

他们去到李学文的单位,单位领导拿出职工们联名写的信件的复印件说:“单位里没有一个人认为李学文有疯病。”有个年轻小伙说得肯定而讽刺:“如果谁说李学文有精神病,这个人就是个‘精神病’。”

他们又去到李学文居住地的居委会,居委会的干部个个回答得都很干脆,只是两个字:“没有!”

后来,这两人又医院,但翻遍患者花名册,也没有找到李学文这三个字。对于李的弟妹提到的其祖母、姑母有精神病史,且两人医院住院治疗过的情况,他们不敢丝毫马虎,更加仔细地查找,但最终,其姑母的姓名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一个与其祖母相同的姓名——不过,性别栏中填写的却是个“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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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幺妹经过救治逃过死劫后,恨透了李学文。她万万没有想到,李学文竟会对自己的妻子、岳母下毒手。她曾向公安人员表示,怎样判处李学文都不为过,可后来她却在证实李学文有精神病的材料上签了名。

王幺妹为什么出尔反尔?

周张俩同志询问王幺妹时,王幺妹委屈地哭诉了签名经过:“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李学文的弟弟突然闯进我家,对我说:‘李学文有精神病的事,我们办得差不多了,你要为女儿着想,证明他有精神病,这样他不但不会被枪毙,还可以不坐牢。’我的头被李学文打后,还未完全好,疼得很厉害,李学文的弟弟接着教我对来调查的人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后来他拿出一份材料叫我签字,我犹豫不决,他两眼瞪着我,像要吃了我似的。那材料上到底写的什么,我看都没看,就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材料后来就成了我说李学文有精神病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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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事实否定了李学文家族及其本人的精神病史,那么为何法官认为他有精神病症状?

李学文很聪明,这是大家公认的。他在单位的职位是电工,无师自通;他亲手打造的家具,连木匠看了,都伸出大拇指;停薪留职做生意,别人亏本,他却赚了钱。进监号了,他的“聪明”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案子进入审判程序后,李学文有了末日来临的感觉,烦躁不安。但为了显示自己是个不怕死的人,他又极力控制住自己。在偏狭的性格驱迫下,他的行为开始扭曲,以致怪异的动作引得同监号人犯笑他是“精神病”。

恰好此时,监号里新来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此人曾当过法医,为了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讲了不少案件侦破、尸体解剖方面的故事。当大家都取笑李学文是“精神病”时,此人更是来劲,仿佛说书人一般,把精神病的各种表现讲了个遍。

当其他人犯还沉浸在一位女精神病患者各种“风流韵事”之中时,李学文的脑海中闪现的却是一个精神病人逃脱罪责的案例。此时的他所想的不再是死,而是活。他感到,自己能够活着走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

显然,李学文的“聪明”劲又上来了。此后,他在监号里的行为更加像一个“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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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吉清、张闻佑在调查中并未发现李学文有精神病史,但他们得知,其在杀人之前,确实出现过一系列症状:乱写乱画、乱扔东西、嫉人厌世、疑神疑鬼、举止反常、脾气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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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症状听起来与精神病症状相似,那么,李学文是否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呢?

为此,周张两人走访医学专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少疾病也可导致这些症状,比如严重肝病。医学上,称由严重肝病引发的此症状为肝性脑病。

调查证实:年5月,医院检查时发现其患有乙肝和脂肪肝,后住院治疗;年8月1日至年11月19日,其又因肝病住院天……

医学专家还说,疾病所反映的症状与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性格开朗者,症状轻;性格孤僻者,症状重。周张两人调查发现,李学文虽然长得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可谓相貌堂堂,但其性格内向孤僻,心胸不比针尖大,报复心极强。

据其单位职工反映:李学文曾与同事打麻将,打输了,就到派出所举报同事赌博。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不少,因此,他在单位人缘极差。一些人甚至给他取了个绰号——“臭货”。

医院出具的李学文精神鉴定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作案前二月因(自家房子)拆迁而暂住岳母家,曾无故将痰吐入茶杯中,将尿尿入饭菜碗中。”

而周张两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这其实是李学文报复姨姐的恶作剧。原来,那天他询问已离婚姨姐的婚事,得到的回答是“多管闲事”“滚开些”。一种屈辱感驱使着李学文把痰吐入姨姐的杯中,却似乎还不解恨,他于是又将尿倒入姨姐的热水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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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学文先前的恶作剧是为了泄恨,那么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复查专班调查走访的结果显示,李学文之所以杀人,很可能同样是为了泄恨。

李学文曾诬陷曾雨之母胡荷菊为单位采购橙子时拿了回扣,因此被胡荷菊狠狠责骂;李学文还曾将胡荷菊关在办公室内索要亲吻,结果胡荷菊不仅“不给面子”,还重重地打了他两个耳光。还有一次,李学文被人打伤后,去医院缝了32针,他总以为打人者是受胡荷菊挑唆。发现单位发的一个应急灯无法使用,李学文觉得,一定是胡荷菊有意“整”他……

类似的事情日积月累,李学文内心的恨意愈发深重。以他偏激的性格,如此恨意一经扭曲,极可能演变成杀意。

至于自己的妻子、岳母,李学文同样心怀憎恨。

他恨妻子与其他男人接触太多;恨妻子在自己患肝病住院期间照顾不周;恨妻子常把钱拿回娘家;恨妻子常骂他“不如死了的好”……

他恨岳母不喜欢自己这个心胸狭窄的女婿,总是“给脸色看”;恨岳母偏袒女儿,总是说他的不是;恨岳母说自己“吃了饭没事干”,干涉姨姐的婚事……

恨极了,李学文便抛开亲情,痛下杀手。

采取如此极端行为泄恨,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查专班为此走访了犯罪学专家,得到的解释是:扩大自杀。专家称,李学文性格内向、心理压抑,厌世情绪明显,自杀念头时有,报复性极强,若有什么不满意引起心理“短路”时,便爆发出一种强大的攻击力。这种攻击力如果向外,其极端是杀人放火;如果向内,其极限是自杀。但李学文并非精神病患者,其极端行为是由性格缺陷所导致的。

确实,李学文得肝病住院几次不能痊愈之后,常流露出一死了之的念头。他多次对妻子王幺妹说:“我们一块儿死吧!”案发前一天晚上,他写下了遗书,骗得王幺妹在上面签了字。

如果说真有人把李学文拉向行凶之处,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存在缺陷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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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份鉴定书中写道:被鉴定人李学文作案时刚好处于癫痫性精神病发作期,对自己的行为丧失了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但周张两人经过认真细致的走访调查,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

李学文被抓获后,没有任何保留地将自己的作案过程作了交代。交代时,他还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的谋划得几乎滴水不漏,行动也有条不紊。

考虑到胡荷菊三十多岁,身强体壮,李学文觉得不便下手。于是,他想到了胡荷菊年仅12岁的女儿曾雨。他计划用暴力对付曾雨,然后用药毒死王幺妹、朱月凤,最后在年年底服药自杀。

年12月30日,离新年的钟声敲响只有两天了,李学文倍感时间紧迫。他不再犹豫,在这天白天选定了杀害曾雨的地点:游艺东村拆迁了的一处空房内。这儿曾是他住过的地方,楼高、无人、隐蔽。当晚,他写好遗书后,谎称帮小孩给老师写新年祝词,让王幺妹在遗书上签名,不知底细的王幺妹即刻照办。

第二天一早,李学文来到曾雨学校。曾雨正在教室里上课,他招手示意曾雨出来。曾雨见是妈妈单位的同事,就跟老师打了个招呼,走了出来,问李学文有什么事。

“你妈妈在单位有急事,叫我来接你去。”李学文说完,就带着曾雨离开了学校。纯洁无瑕的曾雨哪知,这一离开就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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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曾雨后,李学文来到一家医药商店,购买了安眠药和桂圆肉,赶回家将两者合而煮之,力请妻子、岳母分食。妻子尝后,觉得味苦。李学文担心计划暴露,谎称桂圆肉变质,借机将其倒掉了。

毒杀不成,李学文又对妻子说:“你去学校接孩子,我在家做饭。”妻子顺从地去了。李学文旋即找到一根铁管,来到岳母房间,乘其不备,猛击其头部,致其死亡。怕妻子回来看到,他于是将尸体藏匿在床下。

估计接孩子的妻子快要回来了,李学文便下楼等候。王幺妹母女俩回到楼下,李学文趋步上前,掏出一元钱给孩子:“拿去买东西吃。”女儿接过钱,蹦蹦跳跳地向不远处的副食商店跑去。

李学文陪着妻子王幺妹上楼后,用铁管猛击其头部。王幺妹倒地不动后,他取下其戒指、耳环,又从衣柜中找出2万余元的存折,离家准备实施自杀计划。

临走,李学文突然想到:万一妻子和岳母最终没死怎么办?于是,他跑到厨房,打开液化气罐的阀门,尔后关好门窗离开了。好在有人闻到煤气及时采取措施没让李学文的阴谋得逞,救了王幺妹一命。

李学文下楼时,正好碰上买零食回来的女儿。他连哄带拉地带着女儿赶往住在汉阳的弟弟家,把存折、首饰以及身上的元现金交给弟弟,嘱托其带好女儿。随后,他来到一个僻静房间,把遗书放在身边,服下大量安眠药……

紧张的走访调查结束了,其所形成的结论可谓颠覆了之前那份鉴定书的观点。但要想改变结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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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9日,复查专班将《关于要求对杀人案犯李学文重新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报告》提交给武汉市公安局领导。年近花甲的老局长徐玉清看了报告,凝神片刻,落下两个字:“同意。”他还嘱咐复查专班的同志继续努力工作,取得市政法委及检察院、法院的支持配合,彻底弄清此案,给武汉人民一个郑重的交待。

重新鉴定,哪儿是合适的地方?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医院。

年9月上旬,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李学文单位、亲属等一行13人押解着李学文前往天津。医院以不愿插足武汉的是非为由,婉言拒绝了对李学文的鉴定。

之后,一行人转医院。医院很快答应了他们的鉴定请求。

年11月中旬,新的书面鉴定出来了。其鉴定结论是:“被鉴定人李学文临床诊断情感性精神病,目前处于抑郁状态的不全缓解期。其于年12月31日在抑郁状态之中杀害曾雨、朱月凤,伤害王幺妹,没有正常动机,当时丧失了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无责任能力。”

此鉴定结论几乎是之前鉴定书的翻版,只是精神病的名称换了个说法——由“癫痫性精神病”变成了“情感性精神病”。

医院得出同样“无责任能力”的结论,到此,“”凶杀案似乎便可画上一个句号了:李学文又一次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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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新的鉴定书后,复查专班打定主意返回天津:“即使跪着求情,也要让其接收鉴定!”

经多方工作,医院终于同意鉴定,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把案情材料和李学文本人留下,其他人哪里来哪里去。显然,他们这是打算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鉴定,而这正是复查专班所期望的。按照对方要求留下案情材料和李学文后,一行人踏上了回汉的归途。

年12月8日,第三份鉴定书终于来了。复查专班成员忐忑不安地翻开鉴定书,一字不漏地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只见最后一页上写着:

“被鉴定人杀人有计划性,有指向性,对作案经过均能清楚回忆,杀人后将孩子和财务都做好妥善安排,尔后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杀,都说明作案当时具有辨认能力和一定的控制能力。

“鉴定结论:神经症(神经官能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被鉴定人李学文使用暴力杀死曾雨及其岳母朱月凤,杀伤妻子王幺妹的犯罪行为有责任能力。”

写此鉴定书的人真是细心,怕看到鉴定书的人概念混淆,特意注明:“神经症不属于精神病。”

尽管在一般人眼里,这两种病症似乎区分不大,但在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人眼里,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关乎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但三家鉴定机构,结论并不一致:两家认为李学文是精神病患者,另一家却对此表示否认。如何认定?棘手的难题再次摆到武汉市公安局领导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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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总比困难多。复查专班提出建议,组织更高规格的鉴定。市局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市委政法委随即批准了这个建议。

年3月,对李学文进行第四次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的工作开始了。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受市委政法委委托,医院、医院、湖北省高法、湖北省高检等单位的9位专家、教授,齐聚武汉市公安局预审处,准备解答江城有史以来精神病医学鉴定上的一大难题。

这是一次至为关键的鉴定,可以说,关乎李学文的生与死。专家、教授们自知责任重大,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很快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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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专家、教授们阅读案卷,听取办案人员汇报,讨论各人提出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他们询问被告人之妻王幺妹及其姊妹,询问被害人曾雨的父母。当天下午,又与李所在单位的领导、工人等20多人座谈。

第三天,他们到监所向看守管教干部了解情况,提审与李同监号的犯人,了解李在狱内的言行及对本案的反应。随后,他们直接与李学文接触,提出了很多与案件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

……

年4月10日,9位专家教授联名签发了一份新的鉴定书。这份鉴定书上写道:

“李学文在作案时意识清楚,在所有资料和精神检查时均未发现有重性精神表现,促使作案的诱因是对他人的怨愤和患肝炎后的悲观、烦躁、激惹和心理压抑,这些都不属精神病性症状而与神经症有关,加上性格上的缺陷,促发了凶杀的犯罪行为,有作案动机,在作案时具有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

“诊断:1、神经症;2、性格缺陷。”

“结论:完全责任能力。”

这是最终定论。李学文由此得到一张9位专家教授专门为他签发的“地狱通行证”,尽管他极不情愿持有。

年5月5日,武汉市公安局再次将李学文一案依法移送起诉。

年9月23日,李学文留下最后的遗言之后,万般无奈地接受了本应属于他的那颗正义的子弹,走进了他差点逃出的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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