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让人过目难忘。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患者与世隔绝，他们被人遗忘，甚至被亲人抛弃。生活在精神病院外面的患者貌似没有失去自由，但与“常人”不太一样的精神状态仍然使他们处于一种内在的隔绝及与社会的疏离状态之中。这些作品让我不由得想：“常”是什么？“常”与“失常”的分界在哪里？
高铭的纪实手记《天才在左疯子在右》[3]，是关于这一群体的另类表述文本，其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的探问。高铭以人类学参与观察式的深入访谈，带我们进入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身体和精神游移无常、难以界定的奇异世界。读过更多的“病例”后，我发现自己对所谓“精神病人”原来也有成见。是的，他们中有忧郁、偏执、焦虑、狂躁、人格分裂等各种病理现象。但是，与我们对精神病人都是“疯狂”“发神经”的刻板印象不一样，其实他们中的不少人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地探讨一些奇异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想象奇特，或逻辑清晰，如由蚂蚁或石头细胞组成的“松散生命”、超级进化论、梦的真实性、四维虫子、生化奴隶、精神传输和压缩、统驭肉体释放精神等等。许多问题，会让宗教学家头疼，让科学家抓狂，让文学艺术家泄气。区别只在，同样是奇思妙想，用“裸语”表述的她（他）们被认为是疯子，而用公式、术语或“艺术”表述的人则被认为是艾伦·图灵[4]或凡·高。在“常”或“文明”的规训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事物指为“异己”，心怀悲悯或心怀叵测地去医治、改造、侵入和干预对象，或“烛照蒙昧”，或“抢救落后”，或“改良”文化，或灭绝种族，都是实有可考的与疯癫史同构的“文明”史。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高铭/著武汉大学出版社，-02
米歇尔·福柯在将疯癫与文明放在一起考量的时候，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5]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到一份18世纪初撰写的精神病院拘留记录，对众多“被精神病”的案例感到震惊，由此而展开对知识的清洗和对权力的质疑。[6]
艾滋病是新时代衍生的污名。它与疯癫等传统污名的形式不同，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仍与过去的疾病污名同构对应。我的学生高一飞在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污名的交互与再生》[7]的书。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为了谋生离乡背井、随高速公路修建而流动的农民工、性工作者和在跨境婚姻中呈现出不稳定状态的社区。由于这种叠加的流动性，这些居无定所的人被界定为艾滋病“高危人群”，成为疾病和身份双重“高危”污名建构的牺牲者。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高一飞所受的专业训练要求她探讨这些污名形成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