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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精神病患进入金马奖,导演讲述幕后颠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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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马莉,其拍摄主题总是聚焦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

年深入海拔4,公尺的高原藏区,拍摄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色须寺,于年完成纪录片《无镜》。年,在位于北京城中的「上访」村持续拍摄6年,完成了纪录片《京生》。

在拍摄《京生》过程中,因为忘不了一位被精神病症折磨身死的受访者,使她决定以精神病患为主题,在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进行长期拍摄,于年制作完成「人的困境」第三部作品:《囚》。

马莉以一年半的时间,与被隔离在重症病区的精神病患生活在一起,拍下小时的影像素材,剪辑制作成近5小时的《囚》,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更是金马奖史上最长的入围影片,被影评人誉为「史诗级的纪录片」。

03:49

下面猩爷编辑了一些媒体对导演马莉进行的采访,她为我们讲述的拍摄幕后的种种,一些现实将会颠覆我们日常的认知。

踏入精神病院并记录精神病患在里头的生活交流,有哪些困难要克服?

马莉:因为透过一些关系,医院并不是太麻烦,医院的开放度还可以,只要征得家属与病患同意,就能让我拍摄。比较难的是怎么才能跟他们相处。但是在互相熟知之前,我们彼此都是有误解的。

他们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警戒心特别重,不会觉得你理解他们,要去信任另外一个人,得越过心理上非常大的一个难关;而我以前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也并不多,只是从网路、生活中得出很自我的知识,这些也不足以了解他们。正式打交道之前,这两个部分需要克服。得非常小心翼翼,想着如何做才不会伤害他们。

从到年,医院的所在地点长春租了个房子,一年半的时间中,医院,一直到熄灯、大家都睡了再回来,除了吃饭,其他所有时间都和50多位病患一起在重症病房,就像日常生活一样。

他们每天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见不到任何其他人,所以对我可能更好奇一些,我的出现很快传遍病房,全部人都知道了,往往主动来问我来干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唠唠瞌。因为我抽烟,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拉近距离的方式。只要过了信任这一关,几乎都愿意跟我讲出自己的故事。

我自己则通过两个方式克服专业知识的不足,首先不急着拍摄,而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为什么是3个月?因为一个病人从进院到差不多康复出院,这个过程基本上要3个月。在这当中见到病发进来、一点点逐渐变得清醒、恢复相对正常、出院,这个过程给我直接的经验是非常多的。

另外在筹备拍摄前,我在微博认识一位日本的医生朋友,后来透过邮件往来,他非常热情,从还没出发到拍摄完成,整个过程都给我很多知识,告诉我怎么面对病情、怎么观察他们、怎么分析病理特征,他的存在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遇到困惑时,都需要他帮我解决。

片中充满日常互动的细节,妳是何时开始有意识地想突显这种生活化的基调?

马莉:在3个月的过程中,经历他们从病理特征到清醒的状态,使我原来对精神分裂症所有的观念发生了颠覆,突然发现,原来我也跟多数人一样,以为癫狂可能是他们的常态,不知道他们是可以这么清晰的交流。

我那时清楚看到,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不是另外一种人,只有在出现幻听幻觉等病理状态时,才显得异常,当药物下去,逐渐恢复清醒之后,跟我们是完全一样。这令我非常的惊讶!

在大部分关于精神疾病主题的影片或书籍当中,能说出这一点的真的非常少,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研究精神病,但关于病人个人、人性的层面,却没有感受到。在那时,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我影片的主要方向。

你的影片似乎一直思索人的存在,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马莉:其实我一直探索的好像都是同一个东西,关于人的困境。当这些困境边缘的人,陷在其中的时候,我想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观察这个困局怎么办、怎么陷进去、从何而来?

但是我知道,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答案的,但依然想去观察、想去看,虽然我几个选题好像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看起来,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是他们面临了他们特殊的时刻,不一样、异常的时刻,但是出来的问题,都是指向普通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带着非常强大的普遍性。

我常常可以在这些人里头看到我自己,可能因此很多人看完都说,那里面不就是我吗?对的,因为它探索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没有特别强调或忽略中国特殊的社会体制或政治脉络,一个人的困境,政治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在病人的某些境遇看到,但是困境是非常庞大也非常复杂的,它不单单是这一个,所以我希望它能指向更大更远的地方,所有东西可能都会在各种各样执拗和误解当中卷成了一个乱局,以至于困到濒临绝望的状态,不仅仅是政治。

本片在内地放映的情形如何,是否有来自精神医疗背景观众的不同意见?

马莉:在中国内地,电影如要上院线,有要申请「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程序,包括我,大部份纪录片导演都无此打算,只做一些小型的放映,当然也可能遇上一些问题。

比如场地被某部门勒令不许放,但不会审查你的片子。从今年初完成以来,只公开放映过两、三次,主要是家人生病,还有要照护2岁的孩子,不是其他原因。有精神医疗背景的观众比较少,但很意外的在放映现场遇到好多病人,随同家人或母亲过来看。

这个疾病的「隐喻性」太强了,他们能迅速看到这个片子希望把隐喻的东西去掉,尤其是家人对此感触比较深,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对于精神疾病的看法,长久以来不是过度「神话」否则就是「污名化」,这是非常沉重的两扇门,使得人们要不是对前者感兴趣,要不就是抱着后者的印象,让病人也无法跟外面交流。

迅速地被这两极分开之后,也没有真正试图去看他们到底是谁,常会被他们的幻听、幻视之下,使人觉得更好玩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没有想过这带给病人的痛苦。

很多观众会问,妳是不是把他们的疯狂状态都剪掉了,把正常放到无限大?

是,我肯定放大了正常、清醒的这一面,但没有无限大,在我看起来,这些才是「常态」。在自己经历过一个思想上的颠覆之后,我觉得有责任把它呈现出来。

很多观众看到那么生活化的日常交流,会疑惑。

「这跟我们想像的不一样啊,是不是你把那一块藏起来了?」从这个问题中,我能感觉观众看的时候身上的惯性;也有人觉得,他们都像哲学家一样,我曾经对一个观众说,假设你忘掉我拍的病人的身份,再回来看他们说的话,这是很普通的啊!这些小问题使我对于影片能否使观众产生更巨大的涟漪,仍不抱乐观。

在你所记录的众多人物中,以不满足于同一个单位上10几年班、抱着创业奇想的傅明刚贯串全片,他因为过度狂热的行为而被送到这所病院后,与家人、医生对于病症产生很多争辩,选择他作为主要角色是一开始就有的考量吗?

马莉:老早就决定了。虽然这部片子应该算是群像,但他在当中占特别大的比重,医院里头,他的「确诊」在我看起来肯定是有些问题,我不一定认可医生的看法,因此一开始拍摄的时候对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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