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思想家、哲人，多数都倾向于关心人性的光明面、积极面、主动面……如人类对幸福、秩序、进步、理性、正义、公平、科学、道德、良心、……总之，对真、善、美的永不止息的追求。特别自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又尤其从笛卡儿开始，后来的哲人们更是多数都把人当作认识的主体来研究、来考察、来颂扬。其结果很显然，甚至可以说极其伟大。人类的知性能力、认识能力，具体说，是以科学、民主、逻辑、种种抽象范畴、概念为中轴的人类理性主义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在近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人类在从前数千万年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总和。人类的雄心壮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神采飞扬可上九天按月，可下五洋捉鳖.《封神榜》中一切中国人曾经想象过的武器法宝，现在几乎都已经实现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具有的一切能耐，也不再足以令今天的人类感到惊奇了。卫星、导弹、飞船、电脑、激光、超导、夸克、基因……今天的人类可以有千千万万条理由在知识上夸厢和傲视于古人。然而，今天的人类是否就一定比古人更幸福呢？他们真有多少理由一定感到比古人更幸福吗？并不。实际上，今天人类的痛苦，不见得丝毫少于古人。或许，有理由认为，今天人们的痛苦，他们的不幸，还更甚于古人，人类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更是千倍万倍于古人。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书中当我们谈到20世纪的教训时，读者自会有所同感，但这是因为什么呢？
在当代，天天为权力、为金钱、为荣誉、为一顿顿的饭食、为一个个的男人(女人)、为一场场的口舌、为一寸寸的得失一……纷争、烦恼、重复、焦虑的人们，有谁能给出真实的回答呢？或者，人们压根就不曾思考过这种问题。今天的人类虽然可以高攀月球，俯察地极，宏探宇宙，微观夸克，然而都倾向于明察于外面暗疏于内，有对他人的聪明，而无对自己的智慧，人们可以在宇宙、地球、自然、社会、科学、工程、文学、艺术等等各方面说得头头是道，却对于人类自身反而最缺乏应有的完整的认识。
存在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的应运而生之物，或者不如说，人类中的智哲痛苦至切，思考至深，是痛苦的烈焰熬干了感人眼目的泪水，精炼出了洁白细腻的思想之盐。
不可否认，存在主义思潮正是在人类中最大的悲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遗留给人类的苦涩的果实。当一群一群乐观的理性主义者把人类的灾祸之源归之于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把人类的希望之光投放于人类的科学理性之时，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则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人类自身，投向了个人的、主观的、内在的、生命的自身。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无论克尔恺郭尔，还是尼采，都把古希腊时代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当作了新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一反哲学思考的惯例，存在主义思想家们越过客观、集体、科学、逻辑、物质、意识、自然、社会……等等理性主义触觉所及的一切抽象范畴、概念，而直探个人、主观、内在、生命的孤独、平庸、烦恼、苦闷、痛苦、焦虑、恐惧、荒谬、恶心、死亡、绝望、有限性、无意义……等等，确切地说，与其说存在主义者是在探讨人性的存在，不如说他们更在揭露人性的乏存在、甚至非存在和不存在。
在这个本来生活着人的世界，愈来愈充斥着物的存在，反而愈来愈丧失了人的价值，在愈来愈理性化的人世间，人类自身正在愈来愈物化为非人，正在愈来愈抽象化为虚无，人类自己屠杀了上帝，人类自己荼毒了自己的精神，人类自己把自己二步步紧逼向彻底毁灭的深渊。这就是我对存在主义思潮的认识和判断。我认为存在主义是20世纪最深沉的人性悲观主义。正如尼采早就说过的，“人之所以杀死上帝，是因为人无法忍受有二个人注视着他最丑陋的二面”。人需要有行罪恶的自由，又害怕怀有罪恶感。然而上帝总是使人不安，所以人类杀死了上帝是必然的。又如萨特所说“人是完蛋了”，“人是他人的地狱”。
克尔恺郭尔
克尔恺郭尔(-)是最早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虽然他是丹麦人，但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德意志体系，而且是一位反对格尔正统哲学的思想家。可以说，他是西方第一位把宗教真理的哲学性思考焦点注入个人性、内在性、主观性虔诚的思想家。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白瑞德所说：
他对这个问题的严格的重估，是继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划时代的《论真理》一书中为其后五百年哲学确定真理意义以来的第一位，而与那次一样、克尔恺郭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已经成为欧洲哲学的转捩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探源》
克尔恺郭尔是一位基督的虔信者。在他看来，除非恐惧上帝，恐惧圣经，人类将不会有智慧。不懂得恐惧的人类，实在是太没有希望了。克尔恺郭尔经常讨论恐惧、颤栗、焦虑和绝望，因为除非如此，人类会连自己最后一点人性的情感都完全丧失掉。人实在是太不可救药了。在人世间，有道德的人必然受到迫害，因为如果不受到迫害，就将无以证明其为有道德的人。只有备受人间折磨，尝尽人间痛苦，人才会爱上帝，才会成为有价值的人。受尽人间折磨和痛苦虽然不必是人们爱上帝、成为有价值的人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大多数人如今已丧失灵性，远离圣恩，这种惩罚已经不适用于他们了。他们己丧失了今世的生活，所以执著于今世的生活，他们原本就是虚无，所以成了虚无，他们虚度了此生。
“那些持有一些灵性，没有被圣思所怒视的人，被引入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他们体验到那最高层次的厌世。但是他们不能使自己和那种境界协调起来，因此反叛上帝，等等。只有那些被引入厌世的境界的人能够在上帝圣恩的帮助下、坚信上帝依着爱行事，所以在他们的心灵里，甚至在他们心灵的最幽深处，对于上帝是真爱，不存在丝毫的怀疑惟有这些人オ是成熟到可以进入永恒之境的人。《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上帝在永恒之境将要接纳的正是这些灵魂。……当上帝仿佛变得绝对冷酷无情，并且有预谋地极其残酷地剥夺他对生活的任何依恋时，那人坚持信仰上帝是爱，上帝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上帝所能帮助他的，是仅在自由的范围里能够实现的一切；只有自由意志才能实现这一切，但是妙就妙在能用称谢上帝的方式表达自己。仿佛是上帝完成这一切的，妙就妙在那人能快乐地做到这一切而甚感幸福，以至听不到任何东西，任何关于那一切乃出乎他自己所为的东西，只是满怀感激之情，把一切归于上帝，祈祷上帝，一如既往，一切皆上帝所为，所以那人不信自己，只信上帝。”《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爱上帝的人，要自己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要甘愿受尽人间折磨和痛苦，因为一个高尚的有价值的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由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等等人性情感连续编织而成的。只有那些失去了灵性(与本书作者所称精神性同义——作者)的人才麻木不仁地感觉不到这些情感，感觉不到对上帝的信仰的需求、感觉不到上帝的圣恩。在克尔恺郭尔的眼里“人大多数的确已不可救药了”他们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他们执著于动物般的生活，争权中朝，争利于市，为一个胃而生存，为一条鸡巴而活着，……他们感觉不到焦虑、恐惧、绝望……这些人性本有的情感。这种对人性的悲观确实太深沉了。
尼采
尼采是另一位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尼采对德国人的平庸极尽诅咒，他大肆抨击德国，而他自己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在査拉图斯特拉——尼采的眼里，侏儒即是平庸(即是克尔恺郭尔所谓失去灵性的大多数人)，査拉图斯特拉——尼采说，
“侏儒，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人多为侏儒、他太孤独了，
“孤独像条鲸鱼，吞噬着我，我仍要重归于孤独，独与清朗的天空，孤临开阔的海洋，周身绕以午后的阳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的任务之伟大和我同代入的渺小判然有别……，我活在我的自信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有如炸弹，投到宁静的学院哲学界。他们是学院外的哲学家，是近代新奇而引起巨大变革的先知型人物。他们不太像哲学家，而更像诗人。他们的作品热情而绚丽，面向全人类宣唱，而不是仅供学者探讨。比较而言，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属于学院派哲学家、学者、教授，他们的文字更干涩、更严谨、更成体系，但也更冷歧。
海德格尔
——在所有存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海德格尔最缺乏人性悲观主义的色彩，但他也不是什么乐观主义者。
——他的人格是理性主义的，然而他的思想却是非理性主义的。
——正是因此，他反对人们把他归类为存在主义哲学家。
——也正是因为他的人格是极理性的，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他会主动加人希特勒纳粹*，为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对于千千万万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可以用完全理性的态度漠然处之。——因为这里的所谓理性，其实不过是人们为自己寻找到妥善的趋利避害办法的某种能力，在近代，所谓理性更是成了社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代名词。
人们之所以把海德格尔看作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是因为他为存在的观念创立了一套更体系化、更符合逻辑的理论的学说。就此而论，我们不可抹杀他的功劳。海德格尔无疑已接受了尼采的启示，并重新思索尼采的问题，追本究源，而这恰恰也是……整个西方传统的本源。美国学者威廉·白瑞德说，
“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从事这项工作最彻底的是海德格尔……他从事的是极艰巨的工作，因为他要耐着性子、辛辛苦苦从尼采的废墟中挖出一条道路来。就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逃出被炸的城市”。《非理性主义探源—存在主义》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西方的存在始于存在的失落。西方从此只有存在物、存在者，而没有了存在本身。人们从此只思考存在物，而忽视乃至无视了存在本身。这种主体和客体明显划分的二元论思维方法与东方(尤其中国)的混沌的一元论思维方法正好形成了东西方文化源头差异的分水岭。古希腊传统的外在、客观的存在论对于后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兴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犹太——基督教信仰的理性主义。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要把在西方传统思维中失落的“存在”，从历史的淡忘中捡回来，海德格尔要在个人的、内在的、主观的对死亡、焦虑、罪愆、关怀……等的生动的描述的感奋中，把失落的人性的存在恢复过来。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定义、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笛卡儿的我思等等，都只是对存在者而言的，与存在本身无关。存在不是永恒的(而是在时空中有限的)，却是普遍的，存在可以自明，但不可能被定义。存在就是存在本身。
西方传统的哲学精于观物而疏于观人，因此在观人时也以观物来类比。从而只能用植物、动物、机器……等等来类比人，或者以观察他人的方式来类比自身，由此才有。我思故我在。(实为我怀疑故我在)，人是机器，以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说法。其实，人的真实存在不是这一切，人就是人本身。海德格尔把人的真实存在称作此在，此在即是人的实存，“人正存在着，是一个过程，人孤立地被抛在了一个众多分散的实存之中，与它们发生着种种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关系”。
为此，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类比于爱因斯坦的重物场，把人看成是一种存在的场或区域。在这个人性的场中，不仅空间，而且时间也充盈着。按照格尔、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历史的生物，甚至是历史的工具，人永远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运动。而按海德格尔的看法，毋宁说历史在人中，在人的不断的焦虑、苦闷、恐惧、绝望……中。因为人的存在本来就是时间性的开放、历史的开放。历史不是人的衣服，毋宁是人自身。人自身的生存就是历史。因此，每个人都应从自己的历史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存在与真理同在。真理的原意应是无心无晦，应是主体的自我显现，或者按笔者的理解、真理不是其他，而是人内心的真诚。但是，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这样的真理已很难存在了。因为人们不可能把从对外物的观察所获得的真理如何与人自身存在的真诚直接挂上钩。按照笔者的看法，传统的西方人只有在独自面对上帝而产生的恐惧中，才会有无隐无晦的真诚显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在其他一切场合，他们都错误地把他们所谓的“真理”当成了真诚。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尼采说的是对的，自古以来一切所谓的理性主义者从来都不曾知道真理为何物，他们中谁也不曾找到真正发现真理的途径。西方人传统的面对客体的向外的思维和实践的习惯，促使他们永远把征服自然、征服外界、征服其他民族、其他人当作自己存在的目标和准绳。人类驾驭存在物，却忘记了存在——在存在的开放的范围内，主体和客体都突显出来……今天，人除了他控制客体的权力意志以外，一无所剩。
所以海德格尔是对的，因为他说在这方面，尼采集西方形而上学的大成这种形而上学又是因为今天这种权力至上的时局而达到了顶峰。
近代西方人的向外征服的能量，可谓发泄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了。首先是西方武力(政治)的征服世界其次是西方经济的征服世界(试看今天充斥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再次是西方文化的征服世界，随着这种文化的征服，西方本身的精神能源也已耗尽。西方人自己的精神已愈来愈面临不可避免的彻底的丧失。
正是在这种时刻，存在主义思潮逐渐在西方泛起。尼采以其“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喊，首先打开了这股思潮的大门。善于控制客体、征服外部世界的西方人却不善于认识和控制自己的存在。在西方的传统中、人们只能借助于外物——上帝，凭借人们在对上帝、对圣经的恐惧中所获得的一点人生的智慧(克尔恺郭尔语)人们才得以有效地维持了西方上千年向善的社会运动。如今这种凭借之源己经丧失。尼采宣布，是西方人自己(主要是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屠杀了上帝。从此以后，西方人将从何处寻找到他们心中的“真诚呢？他们将从何处寻找到除逻辑的、科学的知识之外的其他一切人生的智慧呢？
人类的生存充满着焦虑、苦闷、恐惧、空虚、绝望……这样的人生此在将从何处去发现让自己坚持活下去的精神勇气和能力呢？海德格尔有冷峻的理智，他可以把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充满激情的诗歌重新改写成一篇篇用平静的语调、缜密的逻辑铺衍面成的叙述的论文，但他缺乏热情的慧心。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人性的悲观是人格的、情感的悲观(他们属于先知型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没有这种悲观，他用冷峻的逻辑的砖石铺就了一座可能上演悲剧的舞台，他的悲观是思辨的、理性的，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非理性主义者。他在30年代的所作所为表明，在他的思想的深处，仍旧淀积着深厚的理性主义的泥层。
比较而言，雅斯贝斯的人格情感与思想更少裂痕，他的对真理的执着甚至使他难以见容于他的德国同胞。因为著书批评德国应负战争的罪责，他不得不被迫离开故国而移居并终老于瑞士。相形之下，雅斯贝斯更关心人的历史的存在。他的存在主义的历史哲学，在我着来，具有开拓性的创见。他的关于历史的轴心期的理论，实际上为建立人类历史的精神性意义作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贡献。几乎濒于绝境的历史主义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雅斯贝斯
与向来崇尚进步主义、乐观主义的历史主义思想家不同，雅斯贝斯认为，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由一系列人类的灾祸组成(如同人的存在总是充满着焦虑、痛苦、恐惧、绝望……一样)，它从一个驚乱或一个灾祸紧接着另外的一个，中间仅间隔着短暂的欢乐，即如茫茫苦海中瞬间闪现的一座小岛，但这些欢乐和小岛终究要被吞没。
一切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历史像是一条被恶魔铺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
雅斯贝斯对人类的历史充满着悲观，虽然他又总是对人类长远的未来抱有某种希望：
“从短时期看、一切都是黯淡的，但从长时期看不会是这样……《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雅斯贝斯对现实的悲观态度在他下面的一段话中表现得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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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任性、执拗、诡辩，由于这些东西，连哲学都被用作是迷惑的工具。我们着到的不是相互交换意见，而是排斥异己,我们看到人们热衷于盲目追求声誉和侥幸取胜,为此愿意牺牲任何东西,甚至他们的生命。另一方而,我们看到人民大众厌恶俭朴和节约,厌恶勤劳安静地工作来建立一个稳定
的环境。我们也看到情欲毫无阻碍地深入人心。”
“而且除去人性之外，我们看到所有的制度都极端不公正，我们看到无法用正义来解决的各种情境，例如，人口的增加和处于贫富两极分化的重新分配，一个集团单独地把持着大家所需要而又难以划分的东西。所以这好像有一个明显的极限，某种形式的暴力必然重新突出。我们再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在统治这个世界？而且纵然我们可以相信庞鬼终究是为上帝服务的，但却找不到关于这一点的证明。”《现代西方史学文选》
“把我们孤立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好像只不过是时刻的绵延，慢慢在消逝，而这些时刻又是无意义地为一些无妄之灾和难以抗拒的事件所冲撞，我们默想到一部历史似乎已到尽头，留在后边的仅是混乱而已……”
雅斯贝斯惟一把希望寄托于人类内在对于上帝的信念：
“若是我希求在人世间看到完满无缺的真实幸福，一个人间乐园，我将期待不到什么，但是若我被导向启发对上帝信念的深奥人性、那么我就能够获得一切，要是我仅从外在世界看，我不能希望有什么东西，而要是我分享有最原始的根源，并信托于先验，那么我就能希望有一切的东西。”
雅斯贝斯的思想中人性悲观主义的色彩的确相当鲜明。他乞灵于在西方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上帝的信念，固然已十分不可能，也不可取、但他把希望投放于人类内在的精神性，投放于复兴人类轴心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年)古代思想家们、先知们、圣人们、哲人们的精神性的创造，这一点无疑是极具启示价值的。雅斯贝斯的关于人类轴心期的历史研究，应是对21世纪世界人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让一保罗·萨特
让一保罗·萨特在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当中无疑是最出名的，一般读者或许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一本难懂的哲学著作，如《存在与虚无》之类，但是很可能读过他的某些剧本、短篇故事或小说。读者们也许还知道，萨特曾经是纳粹占领巴黎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或者模模糊糊地知道，后来他却变得比较同情马克思主义了。
在许多方面，萨特代表着这样一个人：他已从分析人的困境开始，转向进行改善世界政治性质的积极活动。他深信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因而进行探索，看看在什么事情上值得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办法把世人从安之若素的中产阶级酣梦中唤醒。在我们创造自己生活方式的努力中，应当仔细考察一下萨特的哲学。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中，他大概是被人们引述得最多而又被人们了解得最少的人。
从上而一段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征引一位美国学者的概述中、我们差不多已经可以看出，萨特不同于上面所述的任何一位其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虽有先知的敏锐，但不是先知，他虽有学院派哲人的素养，但他决不满足于只当一位坐而论道的学者、哲学家，他要奋起而行动，当一位捍卫自由的人类尊严的斗士。他终生厌恶资产者，厌恶权贵，但也痛恨庸人。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包括拒绝接受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独自在电视台与权倾当时的戴高乐将军、总统的拥戴者们进行唇枪舌剑的抗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捍卫自由的人生道路，……最后，年他的死震动了巴黎。数以万计的普通人走上街头为这样一位蔑视权贵和资产者的真正的伟人送葬。在比较的意义上，萨特几乎是一位完人。
按照笔者的理论，相对于其他一切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诗人、学者……而言，他头上几乎可以集先知、哲人、圣人三顶最高贵的桂冠。当然，这只能是比较而言。因为人类自古以来，真正的完人是不太可能有的。又是比较而言，萨特对人性的悲观更含有愤怒，更含有要用行动去抗击、去粉碎的某种亢奋。
在他早年创作的《苍蝇》一剧中，他就明显表现了他的这种亢奋的悲观的存在主义的思考。人是孤独的，既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宿命，人就是人自己，孤独的、自由的自己，他要成为什么、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自由的选择。在剧中，万神之王宙斯建议奥勒斯特悔过自新，放弃自己的自由，他就可以得到宽恕。奥勒斯特的回答是那可不是我干的事一一我很明白。我是在自然之外，跟自然对立的，不求谅解，无可救药，只有我在自己身上找到的那种药才能救我。我可不会回头服从你的法律，我是注定不守别的法律，只守我自己的法律。我也不会回到自然，回到你认为美妙的那个自然中去，在那里纵有千万条阳关大道，但都是通向你那里——我可要开辟我自己的道路。因为我，宙斯呵，是一个人，人人都必须找出他自己的道路。自然是厌恶人的，而你，众神之王啊，也厌恶人。
在萨特看来，人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矛盾存在自身，人永远要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压缩破坏他人的自由！人就是他人的地狱，人的地狱就是他人。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创造了一种理论来说明人的存在。他用自在来表明浑然的存在，用自为来表明意识的存在。自在是实际的存在，自为是虚无的存在。人人空徒地在自在与自为的存在之间挣扎，决不可能达到二者的融合。
人的一切活动并无高下之分(因为都会为了自因的出现而牺牲人)，都是原则上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一个人独自酗酒也好，当国际领袖也好，都是一样”。《存在与虚无》
人盼望成为上帝，盼望在自己身上把自在与“自为融合为一，可是人们徒然怀着这种热望，因为上帝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第四部末尾的结论来说，人是一种无用的热情”。正是因此，如同弗洛伊德从精神病人来看正常人，萨特的观察人的视点也始终驻留在人的可悲的成分上。
在萨特的小说中，充满着叛徒、性欲反常者、胭妓、阳痿的男人、阴冷的女人，等等。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变态的人可以代表所有那些怪癖被夸张了的所谓正常人。“是的，我是悲观的……在总的方面，我这样想，要么人是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是完蛋了，他从未存在过，人们只不过是与蚂蚁一样的一个种类而已……
——当我考察个别社会事实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人是完蛋了。不过，如果我考虑到为了人成其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我想惟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全部力量去强调、去支持那些在个别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中能引来一个由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因素。如果人们不这么做，人们就得接受人是粪土。”“人是完蛋了”，因为人是彻里彻外的孤独的存在，绝无任何依傍，人的存在就是他自身。……我在忧闷中理解到我是完全自由的，同时也理解到我只能说世界的意义来自我自己，没有别的任何来源。
萨特的对人性的悲观，不是一般的深沉，而是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绝望，至少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表达的是如此、他甚至声称，一个人不管怎样力图选择真诚的存在，他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内省中，我试图确切地决定我是什么人，试图下决心充当我的真自我——尽管这就意味着动手想办法改变我自己。可是这岂不意味着我在把自己当成物吗？这样，真诚的本质结构就与不老实的本质结构没有区别了，因为真诚的人是把自己建立成他是的那种人，以便不是那种人这就说明了一条大家都承认的真理，一个人可以通过真诚摔进不老实之中。”《存在与虚无》
萨特在自己的思辨中陷人了难以自拔的悲观主义情境。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后面自己的理论中还将讨论人性的循环不已而永远难解的矛质。笔者认为，这是现存任何哲学的思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许还可以说，现今的哲学才真是一种无用的热情，而哲学的无能正是21世纪人学兴起的兆因。
战后巴黎出现的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身着黑衣、衫、裤，成天泡在咖啡馆，听爵士乐，传播媒介谑称为存在主义者，这令萨特极为光火。他的女友西蒙娜·德·波伏娃把萨特的这种反感概述为一位哲学家，他的学说鼓励人花天酒地，人家怎么信任他呢，ー位思想大师，他的门徒们只是为了过得快乐而活着，人家怎么能相信他在政治上的真诚呢？为此，萨特专门作了《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演讲来廓清影响。除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也强调个人的责任。选择是自由的，但一经选择，我就应该负起责任。完全孤独，也意味着完全的责任、这不正是表明我们的自由吗？作为一个作家，萨特选择了写作，
“作家、一个向自由人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主题——自由、《理想的冲突》
人们并不是为奴隶写作的。散文艺术仅仅与一种制度相结合，只有在那种制度下散文才有意义，那就是民主制度。一个人受威胁时，别的人也受到威胁。用笔来保卫他们是不够的，一旦笔杆被迫放下了，作家就必须拿起枪杆。这样，文学就把你抛进了战斗，不管你的经历如何，不管你发表过什么意见，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你一旦开始了，也就献身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作家，如果对当代的种种不公正保持沉默，自己就犯了干这些不公正勾当的同样的罪过，因为他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不公正。这就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大家，除了人以外没有什么立法者，人是被遗弃的，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我发誓把资产阶级恨到底，到死方休。因为他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使人类愈来愈丧失了存在的自由。然而，也正是人自己造就了这种社会、其中尤其是资产阶级。最后，事实上，对于人来说，最可怕的东西并不是别的——既不是猛兽，也不是细菌·一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物种它是聪明的、吃肉的、残忍的，它既能了解，又能破坏人的才智，它的目的恰恰就是毁灭人。这个物种显然就是我们人类，它在匮乏的环境中捉住人群中的每一个人不放。
萨特的悲观思想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人的敌人是人自身，这是存在主义者一致的认识。对于个人的敌人而言，是不是也是个人自身呢？存在主义者的回答，包括萨特的回答均不明确。特别当他把环境的匮乏的外因也引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回到了过去社会主义阶级论的传统。尤其联想到他的人的地狱是他人的说法时、就更是如此。笔者的看法是人的敌人是人自身这句话是绝对的，这里的人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人类中的每一个人，这正是我与存在主义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分析上的区别。人不仅要自由地作出决定，而且应看到，自己的决定也同样可能反叛自己的自由。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相当明显的局限，他们的功绩仅仅在于掲露人的乏存在、非存在，甚至不存在，但究竟应该如何实现人的存在，他们并不能拿出真正有用的办法，他们没有可能为如何改善人类的现状真正作出多少创造性的建设性的贡献，虽然我们应该肯定，他们中的多数人的人格是伟大的。他们的慧眼看出了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理性偏执的危机问题、最重要的是由于理性能执所造成的人类精神支柱的坍塌，人类生命终极价值(意义)的丧失。人类正在日益走向自我毁灭。
在西方，这首先是从杀死上帝开始的，在东方，则是从摧毁孝的精神传统开始的、最后，一定是人类精神病院疫的泛滥，并从而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之路。下面我们将会讲到，精神性的本质其实是人发自内心的真诚性，精神性的丧失即是人类内心真诚性的丧失。彻底丧失了真诚性的人类便彻底回到厂只有原恶和原欲的兽性人。这种兽性人与真正的野兽还不同，他们是掌握了空前的破坏力量的专门杀害同类的畜牲，他们其实连不伤害同类的野兽都不如。存在主义思想家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但可惜也仅仅是掲示而已。他们并没有为人类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毁灭的命运指出任何一条真实可行的道路，在实践的意义上，他们都具有怀古、恋古、复古的情感倾向。
“要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迷恋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克尔恺郭尔迷恋基督教初起的时代，雅斯贝斯眷恋过去宗教上帝的信念，海德格尔不过希望完善人类的理性，萨特在绝望之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却又对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到了进一步的失望……总之，他们最终没有为人类找到任何一条真实可靠的迈向未来的路。他们的人性的悲观主义可以成为人类世界的一座鸣响的警钟，但成不了人类走向未来的路标。主要的存在主义思想家，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克尔恺郭尔、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之外，下面再简要谈谈加缪和蒂利希两位的不应忽视的观点。
加缪
加缪在其《西西弗斯的神话——论荒谬》一书中谈到了。世界缺乏理想，人对生活感到荒谬的主题。加缪所说的荒谬指的是现存人类理性的荒谬，这种理性只教人趋利避害、教人穷究一切追求效益和享乐的可能性，而终于把人逼到了自我矛盾、不知所措、前后失据、难以自拔的困境。加缪在书中一开始即明确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而其他问题……不过是些游戏而已。要避免自杀，就必须认请荒谬的实存，要认清荒谬的实存，就必须穷究现存理性的局限……。在荒谬的精神看来，世界既不是如此富于理性，也不是如此富于非理性。它是毫无理由的……理性不能平息焦虑。
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的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理性的推论愈明晰，也愈显出荒谬，其根本问题即在“欲求的精神和令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是永远不能清除的，它植根于人性本身。因此，荒谬也是永远清除不了的，这是对人性悲观至极的达观。加缪从荒谬中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活着本身即是幸福之源。因此，我拒绝自杀，我要唱一曲会笑的悲歌。
西西弗斯接受众神的惩罚，把不断滚下山的石头重又推上山顶。他直面这荒谬的苦役，对抗诸神强加给他的命运。加缪从西西弗斯的神话道出了人生不尽的悲剧。他同样没有真正指出人应该走的路。如果人们只是活着，纵然有反抗、“自由、°激情，犯罪和行善如何区分，好死与赖活又如何褒贬？加缪道出荒谬是可贵的，但仅仅认为荒谬永不可消灭，便愿意并赞成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忍受着荒谬，这无宁是肯定了人类终归要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对的悲观。难道荒谬本身就不能有任何变化，新荒谬就不可能取代旧荒谬吗？小荒谬就不可能替换大荒谬吗？人类活着究竟有什么希望呢，到头来就仅仅是为了活着吗？
宗教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蒂利希的独特的发现，在于他通过对西方文明史的研究道出了不同时期西方人类不同的焦虑的主题。蒂利希发现，在古代文明终结时，人们主要焦虑的是在对实体(生、老、病、死、命运……)的方面，在中世纪结束时，人们主要焦虑的是在道德(罪恶、谴责、良心……)的方面，而在现代时期，人们主要焦虑的是在精神(人生价值取向、无意义、虚无……)的方面。这后一点无疑道出了现代人类的症结所在。蒂利希的著作《存在的勇气》即专门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这里的勇气是指人们在面对焦虑、苦闷、荒谬的世界时，为了生存下去所必须要有的精神的勇气。
人为了活下去是需要精神的勇气的。这种勇气的源泉即来向人们内心的对至少某一部分外部存在(当然主要是指人)的真诚。能生成人们内心的真诚的生命之火的即为人类的精神。一个人如果彻里彻外都只是虚言虚语、假仁假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那么，这种人能有勇气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吗？可以说，仅仅碰上有限的挫折痛苦，更不要说陷入恐惧和绝望的境地，他早就已经想到自杀了西方人在过去，主要是靠对上帝的真诚，这才维持了上千年一代代人在不断焦虑的生活中创造新文化的勇气，这就是信仰的精神类似的，中国人在过去，主要是靠对父母、对家庭的真诚，这才维持了达两千年之久统一中国文化的勇气，这就是仁孝的精神。
——摘自黎鳴《问天命：悲剧的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