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公益惠民活动 http://www.yangguizhe.com/“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顺着病房窗户望去，家就在不远处，但不知从哪刻起，他们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远是在人们恐惧眼神下绕行的一群人。
医院走廊里，从来不乏到处走动的病人。有人蹲在角落，手里的书半天也没翻动一页；有人被几位“朋友”包围着，兴奋地描述着“当年勇”，众人附和着笑。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经营着什么，但当他们转头看向窗外，却又眼神迷离。更多“健康人”也习惯在走远后回头看几眼他们，眼神里或嘲笑，或怜惜。
“从不觉得女儿有精神病”
我国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那天放学回家，女儿哭着说不吃饭了，然后回卧室倒头就睡。”还没满55岁，但已满头白发的董军(化名)看着坐在角落呐呐自语的女儿，一边说，一边悔恨。
“如果知道孩子醒来就病了，我一定会在她关门前抱住她……”
从西土城地铁站到北医六院的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连锁酒店和家庭旅馆，董军坐在其中一间房间靠窗的椅子上。
“挂号太难了，我们在这住的第六天，终于挂到了下周的专家号。”董军是董晶晶的父亲，而此刻，董晶晶正看着母亲给自己削苹果，拿起掉在袋子里的苹果皮，咯咯地笑着。
在严重精神障碍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六种精神科疾病。董晶晶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军介绍，外人一定不相信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梨涡的女孩已经是一个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岁的大姑娘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约万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万。
16年前的一天，“女儿哭着睡着，醒来就开始胡言乱语，当时还以为是孩子闹着玩，做梦梦魇，没想到，这一闹，就再也没醒过来。”在董晶晶刚变得“不正常”时，董军去学校找遍了认识、见过董晶晶的学生和老师，最后得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高一的女儿失恋了。
在那以后的整整一年，董军和妻子都不愿去相信女儿的精神出了问题。为人父母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有病，而且是精神病。“直到一天下班回家，妻子在卫生间洗衣服，我刚打开门，发现女儿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站在门口，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扇我耳光，这一次彻底把我打醒了。”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它是多因素的疾病。目前对其病因的认识还不明确……”董军像专家一样对精神分裂的所有相关信息如数家珍，原本是黑龙江县城银行高管的董军在女儿患病休学的第二年辞职，开始了求医治病的路。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紊乱等。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董晶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医院曾参与的一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女儿曾连续扇我11个耳光”
每个患者背后都有挨打的家人
“孩子连着扇了我11个耳光，我心里的第一感觉是对不起孩子。”
董军说，每次病情发作，董晶晶就像变了一个人。
“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嚼着苹果的女儿。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对象大多都为亲近的人。吉林省通化农村的刘国富(化名)在回忆起儿子刘磊第一次打自己时的场景时尴尬地说，那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不疼，但心疼儿子。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要对他不利等，于是产生攻击行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为发生时依然不受控制。
刘国富回忆起年春天儿子刚得病时，依然满眼泪光。21岁的刘磊在睡醒一觉后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每天对着学校寝室窗户自言自语，时不时傻笑，室友发现了不对劲。两天后，刘磊在老师办公室看见父亲时，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着，爸，你回家吧，等我挣钱了就在城里给你买房子，随后蹦跳着跑了出去。
在把儿子接回家后，每次问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开心的，儿子都会很不耐烦，直到有一天凌晨，刘磊还站在院子里傻笑，在被刘国富叫着去睡觉后，一直很孝顺的儿子拿起院子的铁锹开始追着父亲打。
刘国富说，自己被儿子一铁锹拍在肩膀上，直接就躺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儿子缓过神，哭着抱起父亲到炕上。
也许，精神分裂患者最难过的，莫过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对家人的伤害，却不能自已。
“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没有病，每天在家大吵大闹，就是不想吃药，有一次拿着刀对着自己，挟持家人把药全都倒在了厕所。”刘磊笑着说，其实，很多得病初期的事已经不记得了，还是姥姥一点点讲给他听的。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人”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生。
“有时候，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板凳。”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不能还手，拿这个先挡一下，找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
精神科医生的极大压力也让很多医学毕业生选择不进此类科室工作，“美国人口有3亿多人，是我国人口的1/4，但精神科医生就有3.8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告诉记者时曾这样举例对比，“美国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而我国，平均1.49名/10万人口，除了患者总数大，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医学生不爱选择这个行业，性价比太低。
“与之对应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
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了现实的“骨感”，和自己一起实习的另外三个同学全都转行。
“儿子能治好，回来几次都行”
反反复复，家变成了他们回不去的遥望
医院院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王高华教授告诉记者，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像刘磊、董晶晶一样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
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但很多特殊情况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其实差不多，比例被放大，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经痊愈但还是不容易被接纳的原因。
回忆起这11年的求医路，近60岁的刘国富嘴唇颤抖着，说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治疗初期刘磊特别抗拒住院，医生把刘磊留下后，让家属暂时回避，最好隔离治疗。
刘国富一个人拿着两个三角布兜转身离开，儿子回头看见父亲不在了，立刻飞奔出来，1米8个头的儿子一边哭一边跑着四处叫爸，满走廊都是儿子的哭喊声，自己就躲在楼梯口哭到颤抖。刘国富说到这，眼泪又掉了下来，坐在一旁的儿子搂着瘦弱的爸爸，用手一直捋着爸爸的头发说，爸，没事了，这不是都过去了。
作为刘磊这11年来的主治医生，医院精神科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马弘教授告诉记者，刘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精神障碍。具体病因在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明确，但是中国这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一年的复发率约为40%。
特别是首次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五年内的复发率超过80%，虽然刘磊送诊时间很早，但因为刘磊对药物治疗的抵触，促使了病情的反复发作蔓延，无法摆脱多次复发的命运。
马弘介绍，中断药物治疗是复发的重要原因，停药患者一年内复发率高达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试图自杀，至少10%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刘磊的状况能维持到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完全功在11年不放弃的父母。
但是，同样反反复复住院的董晶晶远没有刘磊那样幸运。
哈尔滨住院2年住院3次、北京1年住院2次，青岛住院1年1次、上海2年住院3次，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董军带着女儿辗转各地，住院、服药、缓解、复发，董晶晶在一串串的好与坏之间徘徊，直到在上海最后一次住院50天后，医生终于说可以回家了，理由却不是董晶晶已经康复了，而是“只能这样了”。
治病回老家后第二年，董晶晶结婚了。董军告诉记者，对女婿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女儿身边有个人陪伴。但是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董晶晶的症状又回到了以前。复发的第二年，董晶晶的丈夫终究还是扛不住压力，选择了离婚。
“那天女儿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进去办手续时还很平和，但拿着离婚证出来后，搂着她妈妈就哭了。”站在一旁的董军马上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
由于病情反复，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很多患者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调查显示，10%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吃药才知道，这是病不是魔”
医疗费用瓦解了太多坚定的家
在精神病家庭里，有人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各地奔波看病，说钱没了还能再赚；有人把房子卖了，说人在才有家。
“蓝家大儿子刚一出生就和父亲的症状一样，还好家里有两个孩子，老二在外打工，老母亲在家里照顾两个精神病患者。直到小儿子去县城后，才知道父亲和哥哥的病有得治，于是马上开始让他们就诊服药，在给父亲服药三个月后，才发现父亲的症状减轻了不少，那年父亲已经53岁了。”村医孙丽艳满眼感慨，虽说是治疗，但没钱供他们连续服药控制病情。
两年后，哥哥因为要和父亲轮流吃药，病情控制得并不好，本想结婚的却找不着对象。在孙丽艳做村医的18年里，为了不让老伴儿和大儿子出去伤人或受伤，女主人只要去山上干活，就要把父子俩一起关在屋子里，在桌子上放好干粮和水，孙艳丽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如果你看到他们趴在窗户前绝望的眼神，就会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
和蓝家父子一样，在很多偏远地区，人们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
孙艳丽说，就在上个月，68岁的蓝家父亲住院了，因为各种并发症都很严重，小儿子回家照顾时说，父亲可能快熬到头儿了。
虽然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然非常重。
和贫困地区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些年里，董军为了给女儿治病，全部费用加起来，一共花费了大约30万。
刘国富说，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把十多年来打工攒的钱全都拿出来了，最后还是不够，因为病情一直在复发，只能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后来孩子的姥姥也把房子都卖了。
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例，根据WHO推算，到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在年到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水超过9万亿美元。
令人高兴的是，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
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元的护理费。
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目前全国都已经陆续开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在医院外住了18天才有病床”
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大缺口
“老家县城是全国百强县，但整个县里找不到一个很优秀的精神科医生。”董军的话戳中精神疾病领域医疗资源的痛楚。作为总往北京上海各处跑的资深患者家属，刘国富也表示，如果不是来北京找对了医生，可能连儿子是什么病都不知道。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是通病。据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我国目前为了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
“但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床位20万张，但服务万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严重不足。”王绍礼说。
年，已经31岁的广西蓝家大哥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挥舞着棍子、破布等跑到山脚下。因医院治病，几次三番后，弟弟和妈妈不得不把他锁在家里，这一关就是3年。
而在很多患医院，精神疾病医生也面临着窘境。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年5月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人，心理治疗师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成为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医院副院长李占江曾提议，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当大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杨可冰说，在这几万人的精神科医生背后，是几百万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军。
每一个路边傻笑着的、大声吵骂着的孤独患者，内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彩虹”。没有外人的喧嚣，没有车水马龙，那里的自己，没有病态，也不会被歧视，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现实世界里，自己永远医院，回不去的家。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嘶吼声在嘈杂的胡言乱语中被一点点地淹没，所有人都希望，这一切若是真的，该多好。
本文转载自市三院防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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